缓慢复苏的地摊经济 谷河传媒在走访济南体育场地摊时，恰巧遇到了前来执勤的一名城管，他表示，“现在很多地方放开了地摊经济，这是一个……
缓慢复苏的地摊经济
谷河传媒在走访济南体育场地摊时，恰巧遇到了前来执勤的一名城管，他表示，“现在很多地方放开了地摊经济，这是一个趋势，但具体怎么执行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政策，我们作为城管队员只能跟着政策文件走。”
图：体育场门前执法的城管
小区门口卖章鱼丸子的程大爷觉得地摊经济政策出来后，城管稍稍也放松些了。“老百姓自己种点农副产品、水果什么的就可以拿出来卖了。政策放开太好了，老百姓有点活路。” 今年已是程大爷摆地摊的第六个年头了，以前路边不让摆，大爷就躲在小区里，人流量不多，一个月卖不了2000元，也就够生活。“我家孩子做导游的，今年在家闲半年了也没收入，摆地摊多少能挣点，还得交房租。”
图：程大爷的章鱼小丸子摊
济南某区一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王先生向谷河传媒表示近期城区步行街的地摊确实明显多了。“之前路边会有摆摊卖水果蔬菜的，我们其实不太管，偶尔查一次，只要没有领导出行路过就行。”
但小琳隔壁的摊主王大哥却认为指望地摊谋生很费劲。“我在这摆摊卖小孩玩具，说白了就是干个副业，也不指望发大财。像新闻里说的郑州一个女的一天卖上千，那种的寥寥。”
上述街道办工作人员也认为政府可以帮助商户宣传，但可能不会在经营买卖上出力，他们对农业支持的多，对工商业更多的是监督。“反正发展地摊经济，政府就一句话，可以摆，别出乱子就行。我们办公室也已经把‘繁荣夜间地摊经济’的相关请示建议递交领导了，但暂时还没有做出相关表示。”
谷河传媒采访重庆市某区城市管理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也得到了方案在做、政策未出台的答复。“我们整个区地摊这块历来管的比较严，我们以前也有规范摊区，现在区域可能要扩大好几倍。要作一些限制，不能一下子全都铺起来了，那也不得了。”尽管放开之后面临人手不足，管控问题之类的压力，但该工作人员表示有难度也要上，“作为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我们肯定是全力支持的。”
曾经摆摊三四年的重庆的冯先生也向谷河传媒表示这个政策开放对就业有一定帮助，“摆地摊的人一直都靠摆地摊（为生），都还是很想继续摆下去。像以前我们县城里摆地摊的是两百多家，不让摆了之后现在好多人都没事做，后面出来租店面的估计都不到三分之一。”
图：冯先生的烧烤店
冯先生认为有些生意就适合地摊的形式，客人也不喜欢坐在屋子消费，被迫从地摊搬到店铺里后，因为缺少“烟火气”生意已经大不如前。同时他表示 “这个政策如果真的放开了，能在外面摆的话我们还是会去外面的，我就把自己的店面租出去。在外面真的没什么费用，一年能赚个20多万。”
钵钵鸡摊主刘阿姨已经在重庆滨江路上摆摊五六年，被城管多年赶来赶去的她却不看好这个政策。“核心区域绝对不可能让你摆，可能就给你划到偏远的地方，那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全面放开，现在失业的这么多，我估计到时候卖的人比买的人都多。还有个问题是，一旦放开到时候收可就难了。”
地摊经济由来已久
“地摊经济”由来已久，自古至今未曾断过，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清空了市场，也几乎清空了地摊经济。
那时，计划经济逐渐成为社会经济主体形态，国民经济发展完全被纳入国家管理的框架之内，一针一线都要配给。1956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私营商业大多数被纳入了合作化轨道，明面上的个体商贩不复存在。但是受生活所迫，仍然有个别人私自从事贩卖行业，只不过偷偷摸摸小心翼翼，生怕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
改革开放之后，个体经济逐渐复苏，“地摊”开始出现在城市乡村，并最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步入繁荣。
八十年代初，八百多万下乡知青返城，城市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无法满足过剩劳动力的需求，在没有更好办法的前提下，只好放开政策，允许开展地摊经济。之前几乎已经绝迹的小商小贩或走街串巷，或练摊卖货，重新出现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为人们生活注入了活力，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生机。地摊经济在九十年代迅速复苏。《中国青年报》名动一时的文章《个体户忧思》中一组数据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1978年，全国个体工商户仅有14万户，到了1986年，这一数据便飙升到了1211万户。
“由摊而店，由店而企，由企而强”成为那时一条重要的发展逻辑。很多如今的“大佬”，也都曾经是“地摊从业者”。比如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据说曾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玻璃大王”曹德旺，早年间也曾摆地摊卖水果。
图源网络
小贩城管的爱恨情仇
地摊激发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但也因为自身的短板不可避免地为城市管理和市场秩序带来麻烦。
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秩序混乱、露天经营以及商贩素质参差不齐带来的城市卫生问题、假冒伪劣商品的盛行侵害消费者权益、与实体店铺经营方式不一导致的不公平竞争现象以及无法纳税带来的国家税源流失等弊端，是地摊经济与生俱来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些短板，地摊经济一度被称为“城市牛皮癣”，成为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阻碍。
于是城监、城管入场，一场旷日持久的“猫和老鼠”之战就此拉开帷幕。
1987年，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出台《广州市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执行任务的通告》，第五条规定“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执行相关任务：“关于摊贩卖管理。对在马路、人行道和其它公共场所无证摆卖的经营者；或者虽有营业执照，但不按经营的地点摆卖，妨碍交通、市容者，依法进行处罚。”
2002年8月，国务院发布规定，将城市管理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并将城管授予地方政府全权处理。2008年国家开始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市容市貌建设被引起重视，流动地摊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城管与商贩的矛盾更加激烈。很长一段时间里，城管与商贩之间的冲突事件成了社会新闻的“常客”。在新浪新闻里搜索以“城管打人”为标题的内容，最早可追溯至2002年。十几年来，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管与商贩的冲突事件层出不穷，闹出人命的也不在少数。2006年小贩崔英杰刺死城管李志强以及2013年夏俊峰刺死城管、城管用秤砣砸死瓜农的事件均掀起过不小的社会风波。在这个过程中，城管的媒介形象被踩到最低，被恶搞的各类P图和视频比比皆是。
图源：李楠《有冲突的合作—对城管与摊贩关系的再思考》
2011年国务院发布《个体工商户条例》中，规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这部条例对提高就业起到了一定作用，后经2014年、2016年两次修改，国内失业率从2009年的4.30%降至4.02%（国家统计局数据）。
当然，对于“地摊经济”，一些地方也在积极探索可行的管理方法。较通常的做法是，允许摊贩在一定的区域和时段摆摊售货，并收取一定管理费用。比如，2015年出台的《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规定，对食品类小贩实行“划区域、划时段”管理，赋予该群体合法经营权利。
当下的疫情突然给了地摊经济新的可能性，经济困局之下，自下而上谋求出路和发展成了趋势，新一轮的地摊经济热就这样发展起来。
地摊经济尽管短板明显，但给当下社会带来的利好也是清晰可见的。新华社评论文章指出，“地摊经济”的“三低”特质，让它具有一些独特优势：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箱就能卖货；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这些特质对于疫情之下的经济复苏显得尤为重要，尤其体现在拉动就业和刺激消费方面。
此外，地摊经济的发展对于普惠民生、社会稳定也有积极的影响，而此次地摊火热带来的三轮车市场及“五菱神车”热潮，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地摊经济对于其他相关经济部门的带动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城管与商贩的关系缓和，甚至发生了逆转。前几天，江西九江瑞昌市的不少商贩就接到了当地城管队员打来的电话，主动动员他们到指定地点摆摊。
地摊经济如何发展长久？
经历了几次繁荣后的地摊经济，再一次风靡全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话题，也点亮了疫情之下久违的一抹夜色，为城市增添了一份“烟火气”，为市场注入了激情与活力。曾几何时，地摊经济一波三折，固有其生存发展的价值，但并非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面临刺激就业、拉动市场活力与城市卫生管理的两难选择问题，面对城市定位差异化、跟风摆摊盲目化的现状，地摊经济如何能不重蹈覆辙，迎来长久健康发展的未来呢?
（图源：谷河传媒）
在接受网易财经采访时，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认为，只要管理得好，就可以健康长久地发展。实际上，目前全国各地市民跟风政策摆地摊，仅掀起了一周热潮的地摊经济，便出现了关停夜市的消息。
其中，大连一夜市就由于商贩自发摆摊,造成周边出现交通堵塞、卫生“一片狼藉”等情况而被叫停。据济南12345称，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泉州广场便民早市以及老字号夜市已经暂缓举办。而浙江、烟台等城市也相继发布了有关地摊经济城市管理的办法，明确本地地摊经营的条件、卫生以及交通管理规范。地摊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与管理规定出台的速度不相匹配，也使得一线城市是否适宜推行地摊经济成为争议的焦点。上海一位市容管理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上海没有一处个人摆摊的地方，“看看别的城市就知道了，一夜回到解放前，摆摊产生的垃圾需要处理三天。”人民网精选咨询官方账号金台咨询指出：“地摊经济”需精细化管理。
(图源:谷河传媒)
“为了保障市民消费者权益，到此摆摊的商铺注册时必须出示营业执照以及货品资质证明书，以及个人有效证件等。”呼和浩特物业管理人王先生向谷河传媒表示。
其实，政府部门加强资质管理应成为路边经济的基础。金台咨询的文章称，低门槛是地摊经济的标签，加强资质管理不仅为政府管理提供了渠道，也让经营者感受到了平等与保障，让他们能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意，更愿意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
“在释放'地摊经济'活力缓解就业问题过程中，对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更大的考验，相关管理部门务必通过'绣花一样精细'的管理，让地摊经济尽可能地少出现卫生、市容、秩序等问题，更多地体现正面效益。”第一财经日报消息表示。
而“城管”是城市建设的核心管理者，其在公共服务管理层面也对地摊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食品安全、环境卫生、占道经营、摊位竞争等是地摊经济的薄弱环节，金台咨询报道称，这也同样是加强服务与治理的契机。
济南市某社区街道办事处王先生向谷河传媒介绍说，他们作为城市管理者的另一端，要想为地摊经济长久发展“助力”，首先要建立管理机制，由城管部门等牵头，严格控制摆地摊区域，对摆地摊的时间和所卖物品、经营人员等进行摸排，做好备案。另外，压实责任，划分网格，每一区域都有专人看管。监督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将进行定期抽查，对不按要求的经营者进行驱逐整改。还要落实反馈机制，设置举报热线，方便群众对贩卖假货有欺诈行为的地摊经营者进行举报。
（图源：谷河传媒）
国新未来科学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徐光瑞公开表示，要加强对“地摊经济”对规范化管理，力避“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极端化倾向，努力从监督管理、服务保障、正向激励等多个维度，让措施更加精细化。
从地摊经济最近的发展来看，尽管政府和城市管理者在政策上、管理上、保障上有了新的定义，但谷河传媒了解到。地摊经济如何保障健康长久发展，还要听听市民的诉求。
“我觉得还要提升摊主和市民的公共素养，前者按照规定有序经营、保障食品质量，后者自觉维护秩序，二者共同保持环境卫生。多方相互协调平衡共生才能让地摊经济未来长久健康发展。”呼和浩特市民郭女士向谷河传媒表示。
重庆地摊主冯先生也表示：“还是希望政策能放宽点，能多摆点地摊大家也能维持生计。”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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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李旻
编辑 ｜皇甫思逸
初审 | 刘颂杰
复审｜张志安
终审 | 黄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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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风暴当中，即使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个体，也正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了这场“战疫”之中。身处焦点中心的湖北籍大学生、报道最新疫情的实习学生记者、社区抗疫一线的志愿者……他们如何看待与记录当下，又以何种姿态面对现实，继续生活？中山大学谷河传媒希望在此时刻，记录下这段特殊的历史。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推出疫情系列报道，敬请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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