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朝中晚期社会矛盾激化 明朝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潜滋暗长及市民阶层的不断成熟和壮大，封建社会的内部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
1、明朝中晚期社会矛盾激化
明朝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潜滋暗长及市民阶层的不断成熟和壮大，封建社会的内部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对内封建统治者加重了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外有倭人不断侵扰，明朝社会陷入内忧外患交困之中，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在政治、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和冲击。这一系列的变化为新思想的孕育准备了条件，李贽正好处于是否继续维护中古意识形态的矛盾焦点之上。
（1）贪腐的政治，黑暗的统治。明朝从明武宗开始，屡出昏君。明武宗长期不上朝。继位的世宗迷信道教，无心过问政事，导致“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
明万历皇帝更是二十余年深居静摄，不理朝政。由于君主昏庸腐朽，朝廷大权落入奸臣和宦官手里，先后出现了王振、刘瑾等大宦官。
世宗时的奸臣严嵩父子，更是把持朝政二十多年，无恶不作。明朝中后期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预示明王朝已大厦将倾。但同时也有一批忠贞志士支撑其间，如有王守仁、张居正等人振刷吏治，有戚继光等整饬边防，使国脉衰竭的明朝政权没有很快败落。
明末社会的黑暗与贪腐深深地触动了李贽，他看到了当时的政治危机，对官场的虚伪矫饰深恶痛绝，触发了其与封建正统思想决裂的斗志，但仍对明王朝寄予希望，没有对封建专制统治产生怀疑。
（2）阶级矛盾尖锐。明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大量土地被集中到统治阶级手里。大批自耕农和中小地主流离失所，沦为“流民”四散逃亡，达数百万，散布至十余省，严重动摇了封建小农经济的统治根基。
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赋役和地租不断加重，阶级矛盾逐渐激化。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嘉靖四十年（1561），江西、福建、广东相继爆发农民战争，以广东饶平人张琏率领的起义军甚至纵横南方数省。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城市工商业为代表的新兴市民阶层不断遭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掠夺。李贽生活的万历年间，江浙湖广等省先后爆发数十次市民反抗，抗税、夺矿，城市市民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自觉斗争。
于是，阶级矛盾的尖锐促使统治危机益发严重，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对思想管控更趋僵化。
（3）社会矛盾冲突。沿海地区倭人之患，严重干扰了当地民众的正常生活，影响了明朝正常的对外贸易。
（4）嘉靖三十九年，李卓吾父亲病逝于泉州。李贽夜行昼伏回乡奔丧，但海上倭人战事紧急，不容毫发，李贽顾不得行孝子事，率领弟侄众人昼夜登临城墙守备城池。泉城百姓纷纷拿起武器，投入战斗。
民众奋不顾身、众志成城的义行，使李贽越发痛恨当政者的贪腐无能、抗倭不力，愤而抨击这些封建卫道士们“言不顾行”。平时只知“打恭作揖”，“同于泥塑”，当国家一旦边境陷入匪患猖獗时，这些人就如同挑梁小丑一样，顾后瞻前，惊慌错愕。末了，他强调武事对于国家以及朝政安全的重要，认为儒者“既不能武，又岂复有能文之理耶？”
2、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李贽生活的时代，商品经济有了长足进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对自然经济所起的分解作用也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新的经济成分与旧的生产方式之间也发生着激烈的冲突，进一步催生了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裂变。表现为：
（1）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明中叶以来，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
（2）比如湖州地区许多农户种植桑，但不是为了自己养蚕，而是为了出卖桑叶；在江南一些地方，纺织业从农业生产的副业逐渐变成农家的主业，甚至变成农家的专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也从“自给”转向贸易。
手工业方面，以制瓷业为例，明初主要是官窑，民窑极少。到了嘉靖年间，民窑迅速发展，到明末民窑数量甚至远超官窑。
官窑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封建王朝的日用需要，是封建的自然经济；民窑则主要是为了出卖、交易，是商品经济的性质。官窑和民窑生产规模和数量的倒置，表明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日趋商品化。
“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劳动合作，很显然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雇佣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见之于其他手工业部门，比如榨油业，冶铁业，铜矿业等。商业文明的日趋雏形，使基于农业文明为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无力承载对社会的维系，这也为李贽引颈的“真儒学”回归生活实践埋下伏笔。
（3）工商业城市的繁荣兴起。传统的中国对于“城市”概念的定义多是政治性的，对“镇”的定义多是军事性的。
然而到了明朝中期，商贾聚集之处，皆称之为“市镇”。大量纯商业和手工业性质的“市镇”不断应运而生。明朝全国性的工商业城市，首推北京与南京，人口皆在百万以上。
明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南北不平衡的特点。大体在北方的比较少，南方占了绝大多数。商业城镇的繁荣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使传统的政治性城市逐步变为繁华的经济城市，为市民阶层的涌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4）用银的普遍。明初曾严禁民间以金银交易，防止破坏钱钞的流通。但从明英宗正统初年（1457）起，明朝社会出现了以货币赋税替代实物赋税以及力役之货币化的重大变革。这表明，以征粮、征布、力役为传统赋税形式的经济强制手段也日益难以维系。
到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将原来的实物赋税和劳役赋税改为每年一次的货币赋税以减轻农民负担，并且对官员实行“考成法”，对巧立名目、违规收费的官员严惩不贷。这些“厚农资商”“厚商利农”的经济改革措施，正式确定了田赋货币化和劳役货币化改革的完结。
这一变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长足发展的商品货币经济冲击的结果，反过来又有力的推动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天平明显向着商品经济倾斜。
同时，匠籍制度和里甲制度也发生了相应变革，官手工业由徭役制变为雇募制，限制人身的里甲制度也逐渐被“缉拿奸盗”的保甲制所取代，广大手工业者摆脱了徭役和人身的束缚，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劳动力。
这一系列的变革，对于人们思想上的本末观念起到了强烈的冲击，同时促进市民阶层的兴起。李贽生活其间，在对士农工商关系上，与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不同，有一种先天的恤民情怀伴随其中。
3、沿海贸易的发达
李贽从小生活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泉州地区，泉州濒临东海，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这里对外贸易异常活跃。史载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福建漳州“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郎机诸国”。
但自朱元璋登基后实行“海禁”，禁止濒海渔民私通海外各国，限制海上对外贸易，仅实行一种“朝贡贸易”。对来朝贡的国家，限制贡期、人数和贡道。
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沿海官僚富商及人民私自出海的日益增多，又由于西方殖民者纷纷来到东方，在隆庆年间，明朝不得不正式开放海禁，允许私人船舶出海贸易。
开禁以后，海外贸易大有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这里人们固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李贽家庭具有从商的背景，内心深处渗透着公平、平等的观念。
他从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出发，对商人流露出深切的同情，他认为商人的出现是天道使然，也是竞争的必然，极力为商人张目并驳斥贬低和轻视商人的传统观念。既是天之所与，就该顺其自然，不逆天而行。
李贽的这些思想深受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
4、思想文化的活跃
明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和城市的不断繁荣，市民阶层开始作为一股活跃的新生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市民阶层的出现，必然要产生代表它利益需求的意识形态。
不同阶级、阶层人们的道德思想观念是不同的，这是社会关系矛盾的反映，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对明朝统治者的专制统治形成挑战；
同时，西方的文艺复兴到明朝万历年间已渐近尾声，远渡而来的西方传教士，怀抱着传播“上帝福音”的动机，揭开了中西文化激流交汇的历史篇章。
封建统治内部和中西矛盾相互碰撞的结果表现为社会思想的一次大解放，掀起了中国文化史上新的一页。
（1）市民文化兴起
明朝中期以前，程朱理学对于麻木和统一人民的思想，稳固封建统治秩序有着一定的作用，被统治阶级钦定为官方哲学，在思想领域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由于程朱理学本质上是一种禁欲主义的僧侣哲学，而商品经济天然地是与消费和欲望紧密相连的，二者必然就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明中后期“天理”的宣扬已经难以控制市民社会中涌动的欲望，商人集团的活跃对旧有的伦理纲常不可避免地造成冲决，明初的敦朴民俗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各阶层“锱铢共竞”。
在日常生活中，冠裳华美，宴乐排场、居室浮华、人们开始注重追求尘世利益和现世人生，不再顾忌纲常名教对美好生活的压制；在道德观念上，程朱理学所鼓吹的尊卑分明的等级关系也受人冷落，以致“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
这也为李贽主张“男女平等”、“凡圣无别”、“君民平等”的思想提供了现实素材；在文学创作上，代表市民意愿、反映现实黑暗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的三本《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均出自明朝；
写“真人”、抒“真情”的创作理念得以发扬，如袁宏道主张诗歌要有“真性灵”，汤显祖主张戏曲贵在“至真至情”，李贽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
并且李贽非常重视市民文学对专制黑暗势力作斗争的作用，提出了著名的“怒骂成诗”说和“发愤著书”说，突破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有力地推动了晚明文学的发展。
这些多样化的社会风气无一例外地表明了人们对呆板社会生活的厌弃和对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自我松绑。
（2）西学东渐
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汇的序幕。为了传教，他穿儒服、说汉语，顺应中国习俗。在很短的时期内，他习惯了中国生活，为的是使中国皈依耶稣基督。并且制定了“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政策。
“合儒”，即迎合中国学者信奉儒家思想的心理，先是称颂先秦儒家学说与基督教教义的趋同性，进而抨击宋明理学的荒谬，为基督教的传播扫清思想壁垒，占领思想阵地。这对于气数将尽的宋明理学来说，无异于外来一棒；
补儒，即通过传播《天主实义》和《天主实义续编》，利用明朝理学的伦理困境，切入全部被儒学化的社会生活，批“理”批“佛”，归化时人，“收揽人心，人心既服，信仰必定随之”；
超儒，即以基督教教义和理性原则代替儒家学说，建立儒家新伦理。
可以说，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到1602年李贽被迫害致死，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令人耳目一新。首先是自然科学知识，包括近代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地心说、日心说等；其次是基督教伦理主张的一夫一妻制，宣扬个人的“意志自由”，君民同受法律约束等等。
这些异质性的中西文化碰撞，虽然开阔了民众视野，传播了科技知识，但很难将基督教这种宗教伦常凌驾于中国封建世俗伦常之上。
李贽和利玛窦共会见三次，并获赠《交友论》，这本被“当做标准读物为人们所接受”的书要求将诚信作为待人接物的准则，与李贽痛恨的虚假矫饰鸣唱应和。
二、李贽个性特征及师友影响
李贽作为明朝“异端”思想的典型代表，在与滞后于历史发展的程朱理学奋力抗争的过程中，迸发出的独立意识、平等意识和批判精神，不仅与所处的历史转型时代有关，而且与其自身的个性特征及师友的影响息息相关。
1、个性的叛逆和率性而为
李贽七岁丧母，自小跟随父亲“读书、诗歌、习礼文”，其父林白斋品行高洁，乐善好施，虽用心苦读，却淡泊于名利之外，坎坷半生，始终是一个穷秀才。父亲的超然物外没有使李贽的人生方向限定在博求富贵的利禄之途，却养成了“平生不爱属人管”的性格特征。
个性的叛逆使他对道貌岸然、装腔作势、口是心非之流厌之若蛆。在他年仅十二岁时就写出了《老农老圃论》，赞扬种田的老农，对孔子视农夫为“小人”的言论极尽挖苦，崭露出他的“民本”思想和无法无天的独特个性。
但家境的窘困使得李贽“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走读书做官之路。面对科举必考的宋儒传注，虽兴趣皆无，却身不由己，想弃置案头然而又闲极无聊，“无以消岁月”，硬着头皮被动嚼蜡。
做官后，李贽不得不南北宦游，劳碌奔波，苦不堪言。伦常牵系的家族负担让他疲于应对，丧失自我。继而李贽而立之年的长子病死，数年后，次子染病亡故，而后辉县旱灾，两个女儿活活被饿死。“独余连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
幼年的家庭环境和成年后的悲苦经历无疑对李贽独立人格的形成和叛逆性格的产生影响极大。官场中与上司格格不入，处处抵触；思想上与理学主流大相径庭，离经叛道。
乃至最后“有官弃官，有家弃家，有发弃发”。最终凭借洒脱不羁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走上了挑战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威的“异端”之路。
2、“心学”、佛、老、泰州学派等的影响
明朝前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明中叶以后，探究万物终极的理气论逐渐褪色，代表哲学家对人的本质、对人与宇宙关系理解的心性论逐渐兴起，在明后期几乎有取代程朱理学的趋势。
同时，“佛教道教疲敝已甚，不得不附儒学骥尾以求生存”。所有这些都影响着明代的思想形态，使它呈现出不同于前朝的独特面貌，李贽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矛盾的时代。他不仅深得“心学”精髓，同时穿梭于“儒”、“释”、“道”三家，以佛释儒，援道释儒，看破老、释相通处，又超出儒释道之外，不拘于一派，形成了自己“万古一道”的独特见解。
（1）“心学”影响
李贽“异端”思想的理论渊源当是王阳明学派。王派哲学出现于明王朝封建统治走向衰落的时期。
由于当时士风沦丧，竞逐荣利，王阳明逐渐产生了对处于主流的程朱理学的怀疑，他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现实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强调道德理性的主宰作用。
王阳明反对朱熹以天命之性为道德根源，认为作为道德根源的善，以萌芽状态存乎心中，事亲事君，交友治民等道德事项，其价值皆出于心，否认见闻之知的必要。主张“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认为“良知之外，别无知矣”，以“吾性自足”恢复后儒向外驰求以致湮没了的心之本体，并把“心外无物”说转化为“知行合一”说。
1521年王阳明又提出“致良知”：“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良知”将良知所知之善推致于具体事物，踏上了一条“求理于内”且人人可行的哲学路径。王派学说是陆九渊等所倡心学的继续，也是程朱理学日趋封闭的结果，其哲学路径虽与程朱理学背道而驰，但其心学目的仍是要人们维护封建伦理道德。
而李贽则别出蹊径，以“童心”比附“良知”，注重个体之受用，突出了个体原则和价值，走向了与王阳明截然相反的反封建伦理思想之路。
王阳明倡导的“心学”，在客观上为反理学、反传统创造了舆论、打开了缺口，而且“将自我之意提到至上的地位，实质上也就从意(志)智关系上强化了个体性原则。这种强化对李贽的童心说显然起了某种触发的作用。”
从思想传承上看，李贽从王阳明的“良知说”开始，强调了主体之“真”的哲学思想。他的童心说与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把心看作是一个先天的超然的善的存在，并极力追求和保护。
但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心重在去物欲之弊，是作为宋代理学内部的挑战者和补充者出现的；李贽的“童心”则与理相对，重在强调人心的自然无伪与真诚无欺，更加重视个人的价值和个人的受用，是作为程朱理学的反对者出现的。
李贽深受王阳明学派影响，对王阳明学说的敬慕之情从《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可窥一斑。
（2）泰州学派思想影响
阳明之后王派学说分立，各学派纷纷从自己的哲学命题和内涵去解释和阐发王阳明的理论，其中尤以泰州学派最为背离王阳明旨在维护宗法伦理制度的初衷，以“异端”和“狂者”姿态得到广大平民大众、市民阶层、商人和僧道人士的热捧，成为明代平民儒学的主要代表。
泰州学派具有的平民性格，使它具有独特的魅力而传承不绝。也正因为泰州学派平民教育的影响，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下移，使通俗文学走上了大雅之堂，也为李贽“异端”伦理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泰州学派中对李贽思想影响较大的有王艮、王襞、何心隐等。王艮鲜明地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所谓“道”就贯穿在百姓生活日用之中，是对人的自然欲求的满足，即便是圣人，也概莫能外，把圣道与人道平等视之且在实质上阐明了人欲的正当和天理的多余，这就把王阳明的良知说作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发挥，从本体主体化推进到主体现实化；他认为“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肯定个体的根本地位。
李贽受尊身立本、百姓日用之学影响，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人即道”的命题。
以“人”为本位，重视人的自然需求，呼唤个人本位的价值回归，开启了早期思想启蒙之风；在人性上，王艮认为“不可添一物”，否则“皆是作伪”。
李贽的“绝假存真”与之相互呼应，把道德化了的人性还原为自然人性，实现了从道德人性论向自然人性论的转变和突破，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同时，王艮的民主政治思想对李贽影响很大。其“君臣友朋，相为表里”、“天下统于友朋”的君臣观体现了君臣之间的平等关系，启发了李贽君臣“以义交之”君臣观形成。此外，王艮在《王道论》中提出了“以天下治天下”的政治主张，即让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自己治理天下。
作为泰州学派后学的李贽，在王艮的“以天下治天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至人之治”的政治主张，倡导“以人治人”、“人本自治”，对王艮“以天下治天下”思想的作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在教育思想上，王艮讲学不分“老幼、贫贱、贤愚，有自愿学者传之”。受其影响，李贽在芝佛院讲学期间广收男女学徒，践履了王艮“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思想。
王襞是王艮的儿子也是李贽的老师。王襞承继了王艮“以自然为宗”的思想主旨，提出了“自然之谓道”，把道学家的玄虚义理之道解说为自然之道。在王襞看来，“道”本平常，自自然然，不假做作，率性以求，才符合“道”的要求。
实质上要求摆脱束缚，追求自然人性。王襞对自由的向望和追求、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抵制和批判激发了李贽“任物情”思想的产生，成为李贽反封建正统思想的重要来源和动力。
何心隐很推崇王艮的思想。何心隐从“万物一体”的哲学命题出发，在他看来，“亲亲”、“尊贤”固然重要，但“亲亲”不能只限于亲自己的亲人，而应亲近所有的人，彼我不分，人己合一。
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交而友”、“相友而师”，以师友之道统率人际关系，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关系都融入师友关系，各类人都平等地相交相处、相亲相爱。
李贽在何心隐平等思想基础上，推导出其否定一切尊卑贵贱等级的“致一之理”。所谓“致一之理”，是说人生来平等，无高下贵贱、男女长幼之分，不应局限于爱有差等，而要“泛爱容众”，这才是“真平等也”。
泰州学派不仅在当时的学术界、教育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甚至对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包括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改良运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我国明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李贽对于王派后学致力破除封建传统的思想桎梏，倡导个性解放的言行，推崇备至。
（3）佛学的影响
明代佛学呈现出世俗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佛学与儒学的融通。由于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势地位，失去往日光辉的佛道不得不依附显学以求调和，故此明代达到了历史上以“心”为基础三教融通的最高境界。
这种交融对于李贽“异端”思想的超越和升华意义深远。
晚明心学的禅儒相杂对李贽影响颇深。他从不惑之年起就潜心佛典，在《焚书·续焚书》书目中涉及佛家意味的篇章占有数十篇，足见禅学对其思想影响之深。李贽晚年居住在龙潭湖芝佛院，经常讲解佛法，教诫僧众。
他认为“良知”就是佛性，佛性之心无善无恶，若求本心，则需顿悟。佛性的“生知”说促成了其认识论的形成；在《心经提纲》、《解经文》中李贽对“空”有独到的体悟，“心本无有，而世人妄以为有；亦无无，而学者执以为无”，“唯是吾心真空”。
他吸收佛家“真空”思想，认为心非“有”非“无”，心即是“空”，“真空”就是佛教所讲的最高精神本体。这种思想与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一脉相承。他提倡以释解儒，认为以佛释儒方得儒之真髓，“释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无二理也。”
李贽虽以佛人自称，但言行思想却又并非真正佛门中人所言所思所为。由于信仰佛学，人们把各种质料做成实像以证明自己的虔敬之心，那佛像和质料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本是毫无关系，人们却心笃意诚的奉之若神明。
这不得不让李贽感悟到：信仰在信徒面前欲威则威，欲慈则慈，而信徒在信仰面前却失去了做人的独立之根本，甚至在信仰的载体面前也匍匐在地，毕恭毕敬，不敢稍有揣度之心。
反观李贽，他即便在学佛悟佛的同时，也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捆绑在信仰之上。世人是如此易于被信仰驱赶，在深信不疑中不但失去了自我并且沉沦难醒，而这才是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中最大的障碍，不是外物外因，是自己蒙蔽的内心。
有感于此，李贽不惜“千言万语，千劝万谕”呼唤世人被封建道统和封建统治囚闭已久的自我“童心”，强烈反对“德礼刑政”对人思想的禁锢。
（4）道家思想影响
道家崇尚自然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李贽影响深远。道家追求自然，反对人为物役；主张事事纯任自然，以“无为”代替“有为”；主张怀抱纯朴，不萦于物欲。
李贽“童心说”的本质内涵是真实自然，绝假存真，这当中糅合了道家的“抱朴守一”和“法天贵真”的哲学思想，即素朴和真是道家一直追求的复归于无极、复归于婴儿的鸿蒙状态，“天真灿烂”，弃绝世俗名利对人的异化。
其哲学思想深受老子朴素辩证法的影响，承认事物皆有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贴合了“一阴一阳谓之道”，消解了宋儒“无极而太极”的先验本体；
此外，庄子的“齐物我，齐是非”之论，既是庄子对“社会知识的绝对性”的否定，又从相互包容的角度确认了诸子学说真理的相对性。
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触发了李贽“是非无定论”、“是非无定质”、“并行而不相悖”的是非观的形成。受道家思想的侵润，李贽曾作《老子解》、《庄子解》，他提出的自然之道也处处遗留了道家思想的痕迹。
在政治思想上，老子认为，天下万物各有其性，天下之人也各有其性，治理国家要顺民之性，反对用“德礼刑政”的手段一刀切，限制人自然天性的自由发展。这种治国思路非常契合李贽的内心。
老子的“无为而治”不是放任自流，而是用疏导的方式顺民之性，使老百姓能自由自在的生活，确保自身利益不受侵害。据此，李贽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至人之治，主张“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
“无事而事事，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成了他“为政”的基本方针，他对老子的著作推崇到痴迷的地步。他在对《老》、《庄》真知灼见的基础上重新解读《庄子》典籍，将《庄子》的内七篇与“外篇”、“杂篇”区分开来，又专门独注了《内七篇》，足见李贽对道家思想研究所下的功夫。
但李贽所提倡的自然之道，涵义与道家的自然之道大相径庭。李贽的自然侧重于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的一种自然，并从人的角度超出物的自然去理解天道，顺乎自然才是真，逆乎自然则是伪。而道家之所谓的天或道，是一种根源，一种本体。要追求这种道，需要顺其自然，遵循自然而然的规律做事。
自然在这里是求“道”的一种法则，是天的自然，物的自然。老子哲学认为天地万物有其共同的法则，有其自然。引导人们从法则入手把握事物，把人的思维从具象提高到了抽象。
而李贽的自然则是从抽象折回到了人的具象，从自然而然的性质方面去理解天，从着重人的自然本性的角度去理解自然之道，不拂逆人的自然属性，代表的是人的价值的回归。与老子哲学既有类通，又有生发。
在姚安太守任上，李贽将“无为无不为”的老庄思想、“空我”“无我”与“普救众生”佛教思想与和孔孟“仁政”思想糅合在一起，作为其知行合一的施政方针，顺民之性，施善于民。
“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人，不贾世俗能声。”践履了“道不言虚，学务实效”的知行统一观，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和拥戴，甚至出现了“在官三年，自劾免归，士民攀辕卧道，车不能发”的挽留场面。
总体说来，李贽“异端”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求学及谋生时期（三十岁前）。天资聪颖和幼年的学习经历使李贽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也显示出其异于常人的独立人格。
第二个时期，为官从政时期（三十岁至五十四岁）。嘉靖三十五年，李贽三十岁，出任河南辉县教谕，此后宦游河南、南京、北京、云南等地达二十多年。
期间，他接触了王派学说并拜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深受王学思想影响。同时，李贽又对佛学发生了兴趣，借鉴佛教众生平等、人人成佛的思想作为批判封建名教的理论武器。
第三个时期，研读、著述和讲学时期（五十四岁至七十六岁）。万历九年，李贽五十四岁，他毅然辞官，定居湖北黄安，开始了归隐著述的生活。
这一时期对李贽思想发生重大影响的，是他和大官僚耿定向之间的辩论，二人思想上、政治上的分歧使李贽写了大量书信揭露批判耿定向的伪道学，最后发展为公开的激烈论战，被迫移居麻城过着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
在这一时期，李贽著述颇丰，六十四岁时，《焚书》得以刻行，矛头直指儒家经典。七十三岁时，《藏书》问世，通过臧否历史人物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进步思想和独到的历史观。
李贽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其思想与官方儒学渐行渐远乃至完全走向统治思想对立面的过程，是发散的抗争思维向集中的批判思维凝聚的过程，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自由发展的愿望和要求，反映了泰州学派发展到李贽时，已经开始从民本思想向近代市民意识转换。
他在与封建道学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平等思想、民主意识与自由精神，猛烈地冲击了名教纲常的坚固堤防，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先河。李贽之所以成为“异端之尤”,其根源也在于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